日前，社会救助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第一条对立法目的作了规定。有的常委会委员、部门和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是社会救助立法的重要目的，建议对此予以明确，并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表述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修改为“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对表述顺序作了调整；同时，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修改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移入第三条第一款中。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和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草案一审稿第二章“救助对象和内容”主要规定了社会救助的对象范围和具体措施，第五章“救助管理和服务”主要规定了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和保障措施，建议对这两章的章名作出修改，更准确体现相关章的主要内容。对此，草案二审稿将第二章和第五章的章名分别修改为“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监督和保障”。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基层立法联系点和社会公众提出，社会救助工作在审核、公示等环节需要收集、使用大量个人信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侵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建议进一步加强关于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作如下完善：一是将草案一审稿第六十七条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移至总则并修改为：“社会救助工作应当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有关单位和人员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知悉的个人信息等，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二是根据“必要”原则，将申请社会救助时需要报告的信息限定为“与申请社会救助相关的情况”。三是增加规定泄露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草案一审稿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和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应当将确有特殊困难人员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对此，草案二审稿将“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修改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和地方提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规定“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形成‘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实践中有关部门和地方已经开展探索，建议对服务类救助作出专门规定，为其发展完善提供法律支撑。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草案一审稿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申请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救助，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精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规定“有条件的地区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办社会救助”，目前有的地方允许当地符合条件的非户籍人口申请有关社会救助，建议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对在居住地申请社会救助作出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请”。草案一审稿第七十五条对司法救助的适用条件及其与社会救助的衔接作了规定。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司法救助不属于社会救助，但实践中有的人员获得司法救助仍然面临生活困难，需要社会救助给予兜底保障，建议对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问题作出原则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将本条移至第二章并修改为：“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获得司法救助仍然面临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

为提升投诉举报处理质效，更好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办法》特别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确立了精准打击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退一赔三”“假一赔十”等惩罚性赔偿规则，旨在震慑经营者违法行为、激励公众参与监督。但这一规则却被一些“职业打假人”异化为牟利工具，使得恶意索赔乱象滋生。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与电子伪造技术的发展，恶意索赔手法层出不穷。从在食品中夹带异物、用假货掉包，到利用AI技术伪造证据、篡改商品生产日期信息，乃至纯粹捏造事实，恶意索赔行为已演变为有预谋的欺诈。更有甚者，有的投诉人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通过反复投诉举报、复议诉讼等程序对经营者施加压力，索要远超法定标准的赔偿，其性质已涉嫌敲诈勒索。某地曾披露过一组数据：7500名“职业索赔人”一年内在当地发起了25万件投诉，单个电话号码的年度最高投诉量达3800次。海量的恶意投诉既挤占宝贵的行政与司法资源，也会导致监管热线不堪重负、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被堵塞，更让广大经营者尤其是中小商家耗费巨大精力应对无端指控，蒙受经济、商誉等多重损失。面对这一挑战，《办法》从树立基本原则、完善投诉受理范围、打击违法索赔等维度构建了恶意索赔治理框架。《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须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进一步列举了“非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以索赔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助于在源头过滤非正当诉求，避免行政、司法资源被不当消耗。尤其是《办法》第四十二条将“通过夹带、掉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及“进行敲诈勒索”等行为明确列为规制对象，并明确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该条款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传递了“真打假受保护，假打假必被究”的明确信号。同时，该条款将监管介入门槛设定为“发现”或“涉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营者面对“夹带”“掉包”等隐蔽行为时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困境，有助于诚信经营者及时获得法律救济与保护。由上可知，《办法》不仅直接回应了近年来市场治理的痛点、难点，而且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推进了营商环境的优化。但若要更加有效治理恶意索赔现象，则还需要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互联网平台掌握原始日志、物流轨迹等海量数据，在技术上有能力成为识别异常行为的“第一道过滤器”。在实体层面，平台应将“欺诈”“敲诈勒索”的核心要件写入用户协议与平台规则，实现平台自治与公法责任的衔接。例如，通过分析索赔金额是否远超损害赔偿上限、是否隐含“不给钱就给差评或进行投诉”等要求、是否在短期内对同一经营者、同一类商品服务、同一类问题集中投诉等，建立风险识别模型。在程序上，平台可将《办法》确立的规则嵌入现有处理流程，对高风险投诉启动由平台、商家及消协等多方参与的快速核查机制，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同时，为后续执法司法部门介入提供支持。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还可探索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平台企业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总而言之，《办法》积极回应了市场治理需求，力求通过划清维权与滥用权力的边界，遏制恶意索赔现象的蔓延，净化市场环境。当然，《办法》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法律的严格执行、配套细则的完善、平台责任的落实以及社会诚信的共建。而构建一个让诚信经营者安心经营、广大消费者放心消费、市场资源高效配置的市场秩序，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坚持严守底线、风险预防、问题导向、协同治理原则，进一步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细化了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要求。《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适用《管理规定》的重点工业产品包括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工业产品，以及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市场监管总局对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实行清单管理，结合网络销售工业产品特点、风险及质量安全状况进行动态调整。清单动态调整产品质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强化网络平台销售商品质量监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完善监管，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当前，网购已成为人民群众主要购物方式之一，在促进和便利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网络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禁而不止、电商平台合规审核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网店对产品质量把关不够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亟须进一步强化监管制度供给，夯实网络销售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治理基础。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产品质量法、电子商务法等现行法律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质量安全责任作出了原则性规定。针对网络销售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重点工业产品，《管理规定》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细化，明确重点工业产品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完善网售产品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明晰监管要求，保障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结合当前网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基本情况，《管理规定》提出对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实行清单管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网络销售工业产品特点、风险及质量安全状况，制定、调整并公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进一步提升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记者注意到，市场监管总局此次发布的《管理规定》，也是对早前一年总局印发的关于指导督促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加强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精神的进一步落实细化。明晰责任义务《管理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质量安全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管理规定》，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和进销记录制度，履行产品信息展示、协助召回等义务。为保障消费者线上购物知情权，《管理规定》明确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在销售页面真实、准确、清晰地展示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和地址、产品型号或者规格、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必要的警示说明等信息。销售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的，还应当展示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编号或者上述证书的链接标识；销售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的，还应当展示产品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的链接标识，检验报告应当至少包括产品信息、检验依据、检验结果等内容。同时，进一步明确平台内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重点工业产品质量、性能、功能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管理规定》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质量安全义务也有明确规定。《管理规定》将电子商务平台成熟的质量管控措施，如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审查、赋码核验、抽样检测等经实践检验且行之有效的做法予以总结提炼，明确电子商务平台质量安全责任要求。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为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履行重点工业产品信息披露义务提供技术支持，保证能够完整展示平台内经营者按照《管理规定》要求披露的重点工业产品相关信息，并对相关信息进行核验。对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核验证书编号、产品类型等相关信息是否一致，核验结果不一致的不得上架销售；对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核验平台内经营者是否提供产品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的链接标识，不能提供的不得上架销售。加大监管力度网络交易深度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从日常购物到服务消费，从传统电商到直播带货，线上消费早已不是补充选项，而是成为亿万群众的主流选择。但与此同时，行业快速发展难免出现一些质量痛点：部分网售产品货不对板、线上服务标准不一、直播带货选品把关不严等问题，既影响着消费者的体验感和安全感，也制约着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期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加大了对网络销售产品质量及安全效能的监管力度。就在《管理规定》发布的不久前，由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发布《关于提升网络交易平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很多创新性举措来解决网售产品质量优劣不一的问题，具体包括：推动供应链质量协同，推动线上线下产品同标同质，支持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发展按需生产、以销定产等新型制造模式，让制造跟着消费走；创新质量管理模式，鼓励平台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系统性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引导平台算法逻辑向优质侧重，推进产品质量分级试点，设立质量分级专区，使质量变流量；强化新业态引导，要求直播电商加强直播营销人员质量管理培训，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选品和培训机制，从源头提升供给质量。而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管理规定》，则结合网络销售的特点及监管实践探索，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销售重点工业产品的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批次、频次的参考。

法律援助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基石，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曾经，不少群众因事项不在法定援助范围内而被拒之门外。如今，这一困境将随着一部条例的实施得到有效破解。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已经正式施行。这部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扩大了援助覆盖面，优化了服务流程，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法律援助的温暖，真正做到了应援尽援。正如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徐云所言：“这次修订不仅是云南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关键举措，更是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新期盼的庄严承诺。”云南省法援工作迈入新阶段据介绍，《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自2010年施行以来，在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法律援助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正式实施，为法援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云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法治实践深化，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日益多元，原有条例已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因此有“修正补缺”的必要。“此次修订，既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做好上下位法衔接的法定要求，也是云南省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破解工作发展难题、推动法律援助扩面提质的务实之举，标志着云南省法律援助工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新阶段。”徐云表示，新《条例》进一步明晰了法律援助的公共法律服务定位，强化了政府主导责任，扩大了援助覆盖面，优化了服务流程，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将“应援尽援”落到实处新《条例》的温度，首先体现在事项范围的显著扩容上。过去，部分群众因事项不在法定援助范围内而被拒之门外。新《条例》明确将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工伤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等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赔偿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等民生关切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这一变化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源于真实的社会需求。2024年，云南某地某建筑工地的32名农民工因包工头失联，导致数月工资无着落。因缺乏劳动合同，他们一度陷入维权困境。当地法律援助中心依据旧规难以受理，最终通过多方协调才得以解决。新《条例》施行后，此类“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将被直接纳入援助范围，农民工只需说明经济困难状况，即可获得专业律师帮助，维权时间将大大缩短。“这样的扩容让法律援助从‘救急难’向‘解民忧’全面延伸。”云南民族大学法学学者于涛博士说。更令人动容的是，新《条例》对特殊群体的关怀无微不至。它明确规定，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人格权益、见义勇为者主张民事权益、遭受虐待、遗弃、家暴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等五类情形，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完善，更是对社会正气的有力褒扬。新《条例》施行后，见义勇为者将无需再为经济状况证明而奔波，可直接获得无偿法律服务，让‘好人’不再流血又流泪。”于涛表示。服务流程高效便捷一套机制的治理效能如果说扩大范围是“开源”，那么优化程序就是“提效”。新《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便民高效”原则贯穿始终，力求让群众少跑腿、快办事。经济困难标准的调整，是新《条例》的一大亮点。云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各地认定经济困难标准不一，群众常感困惑，原《条例》依据当地城乡居民上一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数执行，相对固化。新《条例》统一以省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认定的低收入人口标准为依据，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彻底解决了“同城不同标”的难题。在办理时效上，新《条例》重申了“7日内完成审查、3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的硬性要求，并优化申请核查方式，支持多渠道申请，推行信息共享核查、实地核查、诚信承诺相结合的模式，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减轻群众负担。更为关键的是，创新建立了“先行援助”机制，对时效即将届满、需立即采取保全措施或可能激化矛盾的紧急情形，允许先行提供援助，事后补办手续。“这一条款极具现实意义。试想，在一起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欲转移财产，若按常规流程申请援助，可能错失保全良机。新机制下，另一方当事人可立即获得律师帮助，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云南航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范坤说。新《条例》还着力打通部门协作的“任督二脉”。它明确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便利，并建立法律援助与信访工作衔接机制。例如，在各级信访接待大厅设立法律援助值班窗口，由专业律师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将矛盾化解在法治轨道内。“这种模式，可有效减少‘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云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新修订仲裁法”）落地在即，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中国（北京）证券期货仲裁中心（以下简称“北仲”）“1+1+N”仲裁规则体系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套凝聚北仲三十年制度建设的智慧之作，既是对新修订仲裁法立法导向的精准衔接，更是北仲立足全球经贸格局、为经营主体提供全场景争议解决服务的规则工具箱，是北仲仲裁规则体系在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一、双向赋能：本土深耕与国际接轨协同发力 作为“1+1+N”体系的核心支柱，《国内仲裁规则》与《国际仲裁规则》双向赋能，分别聚焦本土需求与跨境场景，实现专业效能的精准释放。 （一）《国内仲裁规则》本土焕新：更高效、更贴合、更诚信《国内仲裁规则》深度扎根中国法律文化与商事实践，直击本土争议解决痛点，以程序优化与技术赋能提升服务质效。在程序设计上，《国内仲裁规则》重构“追加当事人”“合并仲裁”条款，取消阶段限制、细化操作要点；新增“变更当事人”“重新仲裁”规则，明确“视为存在书面仲裁协议”情形，打通程序双向转换通道，全面衔接新修订仲裁法程序保障要求。在效率提升上，《国内仲裁规则》放宽多合同合并条件，简化请求变更流程，优化组庭程序，新增专家制度；确立“电子提交、送达优先，电子签名等效”原则，构建全流程电子化机制，让争议解决更便捷高效。在公信力建设上，《国内仲裁规则》专门增设“诚信仲裁”条款，防范代理人与仲裁员利益冲突，规范回避申请与权利行使，从源头筑牢仲裁公正根基，呼应新修订仲裁法提升制度公信力的核心导向。（二）《国际仲裁规则》全球破局：更接轨、更灵活、更适配《国际仲裁规则》以国际一流实践为标杆，为跨境争议解决提供高认可度的程序指引。《国际仲裁规则》深度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等国际通行框架，覆盖“国际因素”争议及涉港澳台案件，支持临时仲裁管理与多适用法兼容，秉持“尽可能让仲裁协议有效”原则，管辖权异议期限与国际接轨，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自主权。在灵活性上，《国际仲裁规则》提供仲裁示范条款指引，放宽多合同、多方仲裁限制，允许合并“同一交易链”争议、追加关联合同及当事人，明确合并与案件协调机制。在程序效能上，《国际仲裁规则》缩短答辩及反请求期限，赋予仲裁庭请求变更处理权，参照《示范法》完善临时措施与紧急仲裁员程序；新增专家制度与仲裁庭指定专家条款，明确电子提交、线上开庭等技术手段效力，增设信息安全保障条款。同时，《国际仲裁规则》将保密原则纳入总则，强化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推出多语种版本降低适用门槛，规范仲裁员中立独立义务与责任豁免，全方位接轨国际惯例，为跨境贸易、投资纠纷提供各方信赖的“程序手册”。二、多维延伸：专业定制覆盖全场景争议“1+1+N”体系中的“N”，是北仲深耕细分领域的专业延伸，也是回应新型争议的创新实践。“N”系列特别规则与两大基础规则协同发力，针对特定领域或特殊程序的争议特点，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彰显北仲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捕捉。在程序创新方面，《调仲对接快速程序规则》以“调仲结合”模式推动纠纷柔性、快速化解，配套特别收费标准大幅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建设工程争议评审规则》聚焦工程项目周期长、技术复杂的行业特性，提供全流程争议解决指引，助力工程领域高效定分止争。在专业领域方面，《国际投资仲裁规则》为跨境投资争议提供专业化程序支撑，《证券期货仲裁规则》精准对接资本市场争议解决需求，实现金融领域纠纷的高效处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新制定的《数字经济仲裁规则》于1月1日起同步施行，专门聚焦数据、数字资产、数字技术等引发的新型争议，以专业规则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未来，“N”系列特别规则将保持开放拓展属性，持续覆盖更多细分行业与场景，呼应新修订仲裁法为特殊领域仲裁预留发展空间的制度设计。仲裁规则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北仲坚持“规则创新+全球布局”的双轮驱动，已先后设立中亚分会、香港中心海外分支机构，构建起辐射全球的国际争议解决网络。本次“1+1+N”规则体系的施行，以“基础规则+专业模块”为核心的灵活架构，既覆盖了从传统商事到数字经济的全场景争议需求，又通过全球布局实现了规则效能的跨境延伸。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日举行发言人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六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12月22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其中，完整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拟提交三次审议。黄海华介绍，2025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9月，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法典总则编草案、生态保护编草案和绿色低碳发展编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10月，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法典污染防治编草案、法律责任和附则编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至此，生态环境法典各编草案已经全部完成了二审。按照工作安排，将分拆审议并修改完善的各编草案重新合为完整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次审议稿。黄海华表示，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三次审议稿主要作了以下修改：第一编总则：一是进一步总结和体现司法实践成果，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职能做进一步补充完善。二是完善生态环境信用监管制度，增加信用修复的内容。三是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实行备案制度，强化监管。第二编污染防治：一是完善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和管理规定。二是加强固体废物跨省转移的监管。三是增强立法的前瞻性，增加受控热核聚变放射性污染防治的内容。第三编生态保护：一是增加有关科学开展生态保护活动的规定。二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深海极地考察、防沙治沙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三是引导解决“人兽冲突”问题。四是增加农业节水方面的规定。五是总结防沙治沙成功经验，巩固实践成果。第四编绿色低碳发展：一是充实绿色低碳发展的总体要求。二是进一步强化发展循环经济有关制度措施。三是进一步明确支持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四是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与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制度措施。第五编法律责任和附则：一是增强同类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协调性。二是进一步补充相关法律责任，体现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严密性。三是完善有关处罚措施，进一步贯彻过罚相当原则。四是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五是进一步完善草案体例结构和衔接性规定，保障法典有效实施。